《西西弗神话》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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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些日子，见到一个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几个月或几年前爱过的女人，重逢之下却把她视同陌路，也许我们硬是渴望使我们突然陷于孤独的那种东西。唯一可肯定的：世界这种厚实和奇异，就是荒诞。
世人也散发出不合人情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举止的机械模样，他们无谓的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一个男人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不见，但看得见他拙劣的模拟表演。我们不禁想问：他为什么或者。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萨特）所称的那种“恶心”，也就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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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绝安抚，拒绝诤言，拒绝休息守则。他心里感到的那根刺，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环形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违拗，装模作样，就是说制造魔鬼附身者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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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于无尽头的坚信中，从此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相当陌生，足以像情人似的的盲目增岁，走完人生历程，这里包含一种解放的要素。有如一切行动自由，这种新生的独立已告终，不对永恒开支票。但替代对自由的幻想，人一旦死亡，这些幻想统统停息。某天拂晓，监狱的门在死囚面前层层打开，死囚表现出神圣的不受约束性，除了生命纯粹的火焰外，对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人们感觉得出来，死亡与荒诞，是唯一合乎情理的自由要素：这样的自由，人心可以体验和经历。这是第二种后果。荒诞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天地，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一切都定得死死的，过了这片天地，便是倾覆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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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荒诞共呼吸，承认荒诞引起的教训，找到体现教训的肉体。在这方面，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尼采说：“艺术，唯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真理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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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抑或至少是一个方面的秘密。因为有另一方面的秘密，那就是以相反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只把摧残人心的东西称作命运。而幸运也以自身的方式表现得没有根据，因为幸运来了，躲也躲不开。然而，现代人一旦遇到幸运，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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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察觉到：“弥尔顿之所以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下笔拘谨忌惮，而论及魔鬼和地狱时则写得大胆泼辣，正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置身于魔鬼一边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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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般地步，世界末日论成为一种价值，把一切都混为一谈：爱情与死亡，良心与犯罪，一概鱼目混珠。在脱离轨道运行的世上，别无其他，只此一种生活，即陷入深渊的生活，用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的话来说，“狂怒得发抖却依恋着犯罪”的人们身临深渊里打滚，为了在那里面咒骂造物主。于是，狂乱的陶醉以及达到极限时所犯下漂亮的罪行在一瞬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好在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只是热衷于通过不法之徒的传统形象，比如善良的苦役犯，又如慷慨的盗贼，来阐释其诉求的深层运作。充满血腥的情节剧和黑色小说风靡一时。皮雷克塞库尔从书的脸颊吊起使人心中这类可怕的胃口，而另一些欲望则在灭绝集中营里得以满足。这些作品想必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但，追本溯源，浪漫主义首先挑战的是道德法则和神明法理。有鉴于此，浪漫派的原始形象首先不是革命者，而在逻辑上，是浪荡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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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派把个体崇拜推向更远，是开创个人崇拜的鼻祖。
雷蒙·格诺发现浪漫派巴洛克风格一位艺术家的高论：“一切精神生活的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说真的，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点超前的。当时，目的只不过与上帝平起平坐，只要保持自己的水平就行了。此公并不想摧毁上帝，不过凭借不断努力，拒绝屈从上帝罢了。浪荡是苦行的一种堕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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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波德莱尔的说法，“在镜子面前生活和死亡”，这就是浪荡公子的座右铭。确实，这一处世箴言是结构严密的，浪荡公子就其本义而论，是反对派，始终处于挑战中。
他把生命当赌注，从而享受不了生活。他玩命，直至死亡，要不然孑然一身，连镜子也不照：对浪荡公子来说，孑然一身等于什么也不是了。浪漫派之所以如此堂而皇之高谈孤独，只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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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上一切都在暴露罪恶”，波德莱尔如是说，“报纸、高墙和人脸，无不渗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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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一旦对上帝进行道德审判，心中已将上帝置于死地。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基础呢？人们以正义之名否定上帝，但，若没有上帝这个概念，何以理解正义之概念呢？莫非我们又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面的那种荒诞。为了更好超越荒诞，尼采将其逼至山穷水尽：道德是上帝最后一副面孔，必须加以摧毁，然后予以重建。届时上帝不复存在，不再保障我们的生存；世人就不得不自己决定做什么，以便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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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并不怀疑方法论，而是否定既定的方法论，摧毁依然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种种东西，摧毁掩饰上帝死了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砸毁一个旧圣殿，则就是法则。他确认，谁要成为善和恶的创造者，先必成为破坏者，砸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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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本人否定什么呢？否定所有当前冠以基督名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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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创造只有在极度的孤独中才有可能，世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此骇人听闻的努力只有处在精神最为贫困的情况才下决心做得出，必须有所作为，抑或必须豁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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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把上帝当作敌人而惶惶不可终日，又对伟大的罪人们深邃的孤寂如醉若狂：“我单枪匹马反对人类“，玛尔陀萝径直冲向天地万物及其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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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小心翼翼在人的孤独和神的冷漠之间维持着必然的对立，既然人之孤独的文学表现恰似孤立的古堡，或如纨绔子弟。但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叙述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很像诗人不能忍受这份孤独，继而挺身而出反对天地万物，恨不得摧毁天地万物的界限。他压根儿不想加固人类界筑有雉堞的炮楼，而一昧混淆大自然各个领域。天地万物被他拉回到原始的涛涛汪洋，同时也消除了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他认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永存问题。他并不想树立反抗者或纨绔子弟惊世骇俗的形象来面对天地万物，但他执意让世人与世界同归于尽，毁于一旦。他直捣分离人类和宇宙的分界线。完全的自由，尤其犯罪的自由，意味着摧毁人类界的分界线。憎恶所有人包括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类界拉回到本能的动物界。人们发现洛特雷阿蒙的作品拒绝理性意识，这种回归本原是文明反叛自身的一种标记。问题不再是意识通过顽强的努力来呈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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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时刻的大声疾呼幸运地使兰波参与平常人的衡量尺度，无意间与崇高吻合：“不，不，现在我反抗死亡啦！”年轻的兰波面临深渊复活了，昔日的反抗也随之复活，彼时诅咒生命只不过是对死亡的绝望。
再说，哈拉尔确已在作品中露出苗头，但以最终弃世的形式显露的：“多么美好哇，在沙滩上，酩酊大醉睡一觉。”此处，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摧毁狂热采纳了最司空见惯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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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就其最初的意图而言，一言以蔽之：挑战一切，永无止境，涵盖绝对反抗、桀骜不驯、惯常颠覆、幽默诙谐、崇拜荒诞；干脆地，断然地，寻衅地抗拒一切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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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寓于反抗的虚无主义吞没了创造力，只不过补充指出，可以不择手段创造历史。于是，世人明白从今往后要孤独地身处地球，在迈向世人帝国的征途上，要把理性的罪行与非理性的罪行结合在一起。反抗者在思考反抗不可思议的意图以及死亡本身时叹道：“唉，我们孤立无援”，但又补充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